在我的记忆里，父母的一生总是在与人为善的大小事务中度过，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有一年，父亲将倒在路边的一位陌生人，带回了家中，在母亲的支持下，疗病服药又给予衣食，那人一直在我家休养了十多天，痊愈后离开。还有一位在家乡一个客店里学徒的孩子，挨了老板的毒打之后，跑到我家，在父母的关照下，休养了足有半年之多。父亲又亲自去河南找到孩子的家，将孩子送到其父母身边。1948年冬天，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围住了太原，从闫匪行政机构和闫匪兵里逃出的人，路经我们村里，人们指点着来到我家，父母一个个地给予饭食，来人总是吃饱喝足后才离开，犹如一个义务接待站。在父老乡亲们眼里，我们的家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家。而在我家发生困难之时，同样也得到邻居朋友们的帮助。还是在全村老少支援解放太原的那一年，父亲参加了担架队上了前线，母亲突然发病了，家中只有十岁的我和七岁的弟弟，束手无策。母亲高烧不退，嘴里说着胡话，我和弟弟看到这情形感到十分害怕。这时，我们的邻居朋友，捆绑了一支担架，将母亲送到县城的医院救治。
随着时光的流转，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地都有了自己的家，这“乐善好施”的家风便自然而然地传承下来。我们对于邻居朋友们发生的各种困难，也多次伸出援助之手，在同志们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60年，那正是我们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粮食供应较少，同志们生活都比较紧张。我与爱妻抱着克勤克俭为国家分忧的理念，将每月供应的粮食安排的十分合理，除了自己家的一日三餐外，还留有应急的一小部分，可以应急处理一些朋友们的为难之事。我的一位同事，由于其爱人不善理家，每月月初，过的丰衣足食；月中捉襟见肘；月末则揭锅无粮。可他们的小宝贝才一岁多，家里没有了粮食，就意味着孩子的抚养便成了问题。见此情景，我和爱妻伸出了援助之手，将我们节省下来的十斤粮票，支援给了他，解除了朋友的尴尬之事，在同志们中间传为佳话。后来，为了关心父母，我向组织上申请，将我的工作调动到家乡。
在我们村子里，我们是双职工家庭，父母享受到我们的城市供应，令左邻右舍十分羡慕。邻居们有了困难同样也得到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有的邻居朋友要为子女娶亲或嫁女了，想临时借点钱弥补资金不足。尽管我们的工资也有限，可我们总要克服困难给予帮助。当我在县城有了小家之后，邻居们的子女，但凡在县城读书的，我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来家吃顿饭，取用点生活用品，我们都是热情支持，得到同志们的赞赏。我的小女儿是生活在老家村子里的，每逢她走出家门，总有邻居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呵护着，从来不用爷爷和奶奶操心。小女儿该上学了，仍然是在大哥哥和大姐姐们的引领下，上学、放学，生活在朋友邻居的关爱之下。
乐善好施朋友多，我将让这一美好的家风，继续传承下去，让家庭幸福，让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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