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家考证，国人穿鞋的历史已有五千多年。鞋的最早变革是赵武灵王的军事变革，“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服饰，而且改变了人脚上的鞋。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又经历了多次变革鞋才成今天的模样。从此，鞋便有了深刻的内涵，成为中华文化之一种——鞋文化。
自从有了鞋，人们拿鞋说事儿便逐渐多了起来。这不，在去年人大三次会议李克强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就说过一句精彩的话：“穿鞋要合脚，施政也要利民惠民。”李总理拿鞋比喻施政，人穿合脚的鞋才能走好路，走得快，而施政必须利民惠民，这政才施得好。比喻贴切呀！
拿鞋说事，笔者早年也听说过几例，在乡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老公公穿着儿媳妇的鞋——前紧！封建社会女子要裹足，穿的鞋都是尖脚的，如果男人穿上这样的鞋脚尖肯定感觉紧。其实这里的“前”是取其谐音“钱”。试想，那时农村普遍贫困，尤其是靠挣工分吃饭的那些年，有几家不经济拮据、不差钱呢？当时有一句民谣“地瓜干子当细粮，鸡腚眼子是银行”，就是当时乡村生活的写照。我有一个邻居郑大娘就常调侃说：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姓人的整天撵不上姓钱的。
关于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经济学家还把它与农村经济体制扯上了关系，当时听得最多的是拿鞋比喻生产关系，拿脚比喻生产力，说如果生产力发展了，而作为生产关系的“鞋”还是旧尺码，就会束缚和制约生产力这个“脚”的发展。人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这个比喻既贴切又形象。想想可不是，譬如小孩子，假若人的脚长大了，还给他穿原尺码的鞋还行吗？他能不挤脚？会舒服吗？再说了，不论是小孩还是大人，谁愿意穿小鞋呢？难道也让人去削足适履不成吗？
无独有偶，西方经济学家也曾拿鞋比喻过经济。据说，西方经济学家通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独特现象，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女性穿的鞋跟很低；而在经济繁荣的年代，女性穿的鞋跟就比较高。于是他们便将这种现象称为“鞋跟理论”。
说到高跟鞋，笔者忽然想到早年在县委办公室写典型材料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年终县里都要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而每次会议都要选一批典型在会上作经验介绍。1980年我刚调到县委办公室，县里准备召开三干会，主任让我写我们公社长城大队会计刘登喜的发言材料。刘登喜在当时可是农村改革的先锋，那年他承包了大队的苹果园，由于园大，他和老伴管理不过来，忙时他就动员几个儿媳妇帮着管。为调动儿媳妇的积极性，他对儿媳妇许诺说：“你们都好好干，等收了苹果卖了钱，我给你们每人买一双高跟鞋。”高跟鞋在当时来说还是很时髦的，因为那时只有城里女人有穿的，而作为乡下的女人连想都不敢想。老刘许诺给儿媳妇买高跟鞋，一方面算是给儿媳妇的最高奖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思想解放。后来我把这情节写进了发言材料，但在最后通稿定稿时有的同志认为有点俗，不严肃，建议删去。然而我没采纳这个意见。事实证明，刘登喜的发言轰动了大会，特别是他讲到给儿媳妇买高跟鞋的情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领导表扬了我，夸我发言稿写得好，并提出以后再写典型材料就要拿出这样的水平。这件事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但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就像发生在眼前。拿鞋说事儿，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式的幽默，但愿人们
能从中悟出更多的
东西，也希望脚和鞋和谐相处，走自己的路，任人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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