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对故土的依恋情结，何况是一批如同战友般在一起战天斗地，在一起劳动生产、同甘共苦的插队知青呢？上山下乡的“知青”是特别年代的特别称谓，同样他们也有过特别经历，这种经历算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厚爱”，给他们的一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和不可磨灭的印象。
四十多年前，来自太钢、太铁和水机厂等单位组成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带着对农村的向往和青春的梦想，来到我县清德铺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践活动，在这里，他们学做农活，挥洒汗
水；他们前途未卜，内心迷惘；他们有爱有恨，有笑有泪……在这青春年华最为闪光的阶段里，清德铺村和清德铺人，已成为他们人生的第二故乡和别样的亲人。
4月17日，60余名知青又回到了他们40多年来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清德铺村，为这里的父老乡亲们栽下上百株“思念林”，表达他们对这片热土的眷恋，寄托他们对故乡亲人的感激，怀念他们在青春飞扬的年华里在此洒下的汗水、泪水，寻觅那久违的思念和感动。
记者在他们返乡之际有幸采访了他们，了解了那个年代里的知青故事，现撷取其中二三事，以飨读者。
张广敏自述
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成长
1975年5月4日，我们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途。记得出发的那天，大家将自己的行李，集中起来装上大卡车，所有的人员包括送行的亲属同乘一辆大客车，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行程，到达了原高花公社清德铺大队。
当天吃过午饭，我们都被分配到小队，我是在第二小队，住宿被安排在大队部院内的一个房间，房间里除了我们三个铁路子女以外，还有六七个来自太原钢铁公司的知识青年，她们已经来村里快两年了，是有资历的知青，在她们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安置好住宿，在十人一个大炕的宿舍里，拉开了农村生活的序幕。
我们住在大队部院内北面朝南的房子里，门子还是那种两扇对开的木头门，在两侧的上下有和门做在一起的轴，轴固定在门框上，开关时还能听到“吱吱”的响声，就像我们在“地雷战”和“地道战”的电影中看到的一样，可想而知，门缝已经不止是“走风漏气”了，冬天带队的领导从城里带来棉被似的“门帘”挂在门外以抵御刺骨的寒风，可“针大的孔可以透过斗大的风”在那时得到充分的验证。
我们睡的炕，虽然和农民家中的“炕”在形式上完全是一样的，也是要靠烧才能热的，可是我们睡的那火炕却是不烧火的炕，是冰凉冰凉的。
那个年代的冬天好像比现在要冷许多，一进入10月份，天气就变得很冷了，尤其是到11月末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份，天气非常的冷，西北风刮起来的时候飕飕的，早上出工时，风吹在脸上，感觉就像刀子刮似的。其实，这还不是最难的事，最不方便的是夜间上厕所。
说起我们插队时的“厕所”，真有点人类原始文明的传统习惯。每一个农家院子里都有一个厕所，所谓的“厕所”，其实就是在院内墙角处，用砖、土坯砌个一人高的围墙，有的甚至扎一个篱栅，外边看不到里边就可以了，里面有一个坑，在坑的上边垫上两块木板或两块砖，人就蹲在木板或砖上边如厕。当时的农村家家如此，这倒也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糟糕的是那气味实在够呛，也许这就是农村的气息？就这样的厕所，还是男女公用的，如果有人要使用厕所，必须要在进厕所前先用力咳嗽一声，意思就是打探里面是否有人，如果里面有人的话，就也学着外边人一样咳嗽一声，告诉外边的人，里边有人；也有把腰带搭在厕所的墙上，告诉里边有人的办法。这种比较原始的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挺管用，都时隔这么多年了，我再次回访曾经劳动和生活过的地方时，看到现在有的人家还是这个样子使用厕所，不过现在的厕所要比那时的卫生了许多。
刚下乡时，妈妈害怕我在农村受委屈，在我的行李中带了许多我平时喜欢吃的，饼干、瓜子、糖果等等，还有我最喜欢吃的辣椒酱。下乡的第一年，我们是按照城市人口的粮食比例，吃供应的。也就是每月有3两食油，三分之一的细粮（白面），三分之二的粗粮，但就是数量较少，每月35斤粮食，这35斤粮食意味着每天平均只有不到一斤二两的粮食，而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城市的口粮成人每月才27斤。这点粮食对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来说也只是勉强够吃，那些男孩子可就苦了，大家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俗话说“半壮小子吃死老子”，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在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情况下，饭量是相当大的，加之副食又少，没啥油水，有的男孩子一顿饭就要吃一斤多，那点粮食使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
再加上那可怜的3两油，按照现在的条件简直无法形容，那3两油怎么做菜？所以我们每天吃的菜只能在汤里才能看油星星。至于什么鸡、鸭、鱼、肉、蛋、奶、糖、豆制品一类的营养品，别说吃，见也见不到，更别说什么山珍海味了。越是这样，吃的粮食也就越多，这就是人们常讲的“肚里油水少，粮食里头找”。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们饿肚子呀！于是乎，村子里采取的办法是借粮给不够吃的孩子，先让他们吃饱再说。等一年劳动下来，用自己挣的工分折算粮食的价格再买回来，但那时用的是“议价粮”，也就是高价粮食，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粮食是比较缺乏的，城市人口的粮食都是供给制，高价粮能吃上也是件不错的事情。所以到年末“分红”的时候，那些男孩子经常是劳动了一年不仅分不到“红”，还欠大队的粮食钱，要从家里拿钱交到村子里，劳动了一年还挣不到自己的饭钱，当然也有劳动表现的问题。而我，不仅没有饿着，还能够挣到“工分”，记得头一年我拿到了80多元钱，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也头一次感到我居然还可以挣到钱。
在农村的那个年代，如果说到生活，就不能不提到武队长一家在当时无私地给予我的关心帮助。武队长，名字叫武喜儿，一个温和善良的人。他有五个孩子，其中大女儿和我同龄，叫瑞花。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经常随她一起回家。她的妈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女人，非常喜欢我，只要我去，总要尽量做些细粮给我吃，在所有的知青夜里麦收要忍受饥饿之苦的时候，我都能享受大娘为我准备的夜宵，在那么困难的年代，如此饥饿的情况下，能够吃到每日花样翻新的细粮，真的是任何美味佳肴都难以比拟。这其中，有几多人间真情、关爱难以衡量，成人之后，经常去宵夜，却再也找不到当年宵夜的心情和美味。插队近两年的时间，武队长家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我得到了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关爱和照顾。
不久，招工开始了，我第一批回城，在铁路上工作，他们一家仍然会经常带着村里的土特产来看我，老太太甚至把祖上留下来的手镯传给了我，我知道，他们把我当作了女儿！
王喜红自述
解放生产力是农民的唯一出路
我所在的农村，真的如同一则短信形容的那样：“穿衣基本靠纺，吃饭基本靠党，致富基本靠抢，娶妻基本靠想，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搂……”每天，天刚蒙蒙亮，队部里的高音喇叭就会响起震耳欲聋的吼声：二队的社员们，赶快下地了！吼声一遍接着一遍，直至社员全体出动。
在农村的那个年代，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落后，所有生产劳动全靠几匹牲口与人的两只手。不像现在，种地机械化，春播只要把种子拿到田间地头，播种机不一会儿就会完成播种工作，而秧苗的行距与珠距也比较科学合理，省去了人工繁重的间苗工作；到秋收时，拿上袋子到田间地头，收割机会把成熟的粮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起完成，拉上丰收的粮食回家即可。在那个岁月，间苗是一项苦差事，特别是间谷苗，由于谷苗密密麻麻，又细又小，不利于生长，要求二寸一株才能正常生长，其余的苗就要间掉。间谷苗好比拔猪毛，需要蹲在地里用两只手操作，整个身躯变成三折，时间长了，抬头感到天旋地晕，腰一时也直不起来，时间一长，两条腿就发麻。
刚开始这项农活时，我们觉得太简单了，仔细地用手量出队长要求的苗与苗之间的距离后，开始把多余的苗把掉。但是，很快我们发现，如果按照距离要求，许多长势茁壮的苗要被拔掉，太可惜了！于是，我们自作聪明地把小苗拔掉，壮些的留下，忘记了苗与苗间的距离要求。我们尾随着队长的速度，很快走到了垄的另一端。队长开始验收我们的工作质量，不看则已，一看，火冒三丈！间过的苗一片狼籍，根本看不出间距。
返工！队长一声令下，我们只得从头再来。可是，我们已经被太阳晒得口干舌燥，蹲在地上两条腿关节酸痛难忍，队长大概是非常恼火的缘故吧，一直不说休息两个字。我们忍着，从刚来时的欢声笑语，变得默默无声。老天爷好象知道了我们的心情，天阴了下来，渐渐地，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下雨了，下雨了！我们立刻欢呼着跑向地头，准备打道回府。跑了几步，一回头，队长好象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下雨似的，一个人蹲在地里继续着劳动。他用肢体语言无声地告诉我们，这点雨没有什么了不起，劳动不可以停止。于是，我们虽然老大的不情愿，也只得返回田里继续劳动，直至完成任务才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住处。
男怕割麦子，女怕间谷子。一天下来，整个身体就像散架了似的。多么渴望过个礼拜天，而农村这一想法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能是熬了一天又一天，逐渐适应就好了。
回忆插队两年，酸甜苦辣应有尽有，好比一场夜梦。农村是广阔的，资源是丰富的。虽然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也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从中也增长了不少见识，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学到了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看到了农村人单纯、善良的本性，为以后的生存做人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营养，只有经历过去的苦，才知今天的甜。
赵卫平自述
只有经历过去苦才知今日幸福甜
回忆当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农活，感触最深的当属麦收季节。对于丰收的感受，我们是在电影里得到的——一片片良田麦浪翻滚，人们脸上挂满了丰收的喜悦，艳阳高照，颗粒饱满的粮食在人们的笑声中颗粒归仓。而实际情况却远没有电影里来的浪漫。俗话说，“女怕做月子，男怕割麦子”，割麦子是夏收最重要、最辛苦的环节。之所以这样说，是麦子不仅要在烈日炎炎的太阳下辛勤收割，还有尖尖的麦芒会透过薄薄的衣裳钻进皮肤里去，扎得你痛痒难耐，而且收割小麦还是用镰刀，纯粹的手工和重体力活，做不久，会让你累得气喘吁吁。我抬眼看了看一望无际熟透了的麦子，伸了伸快要僵直了的腰，一屁股坐在田垄上，对着“知青”喊道：“歇歇吧！腰累断了！”知青们都纷纷扔下镰刀，七斜八歪地坐在田地上，乔少英说，“哎呀我的妈呀，真懂得什么叫苦了！”，我说，昨晚腿疼的我都上不了炕，是爬上去的……就在我们叫苦叫累的时候，乡亲们已经快到地头了，就要往回割了。我招呼大家：“赶快干吧！大家埋头挥镰接着干起来。我心里想，“农民真辛苦哦，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麦收的时节，人们会夜以继日地劳动，农民的休息就是田间地头的随地而卧，随即鼾声大震，没有城里人上了夜班要休息的概念。
麦子收割回来堆在场上，我们开始了小麦脱粒的另一场战斗。大型的脱粒机“哐哐哐”地怒吼着，输送带上的麦子被急匆匆送进脱粒机的大嘴里，我们十几个知青在打麦场上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累得不知东南西北了，我们和队长提出要回家睡觉！队长不答应，我们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劳动。
脱下来的麦子，要日夜不停地晾晒，遇有雷雨天气时，必须赶在雷雨到来之前，把晾晒的麦子收回仓里，等太阳再出来时继续晾晒。贫下中农三天三夜不合眼，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龙口夺食”，赶紧把成熟的小麦安全入库，否则，一场大雨会使小麦霉烂变质，辛辛苦苦劳动的成果变为泡影，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农民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哪一位贫下中农嘴里都会说出革命的大道理，一切为了集体，一切为了国家。于是，每到麦收时节，可用披星戴月形容，顶着簸箕眼睛打着架，好痛苦，盼着停电，渴望睡麦垛。
麦收过后，马上进入秋苗管理阶段。队里派我们给秋作物喷洒农药。然而，谁也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活，却蕴酿着一场危机。
1976年八月的一天，队长安排我和乔少英、曹序恒去村西头的棉花地打农药，这可是第一次干这类“活计”，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心里想“不难”，就接过队长手里的喷雾器和农药，记着队长说的农药“配比”，到了棉花地。烈日当空，地面滚烫，我三人，你挑水，我配药，一人一架喷雾器热火朝天干起来，一趟下来，已经是汗水湿透衣背，索性脱掉衣服，赤膊上阵，摇着压杆，迎着药雾，穿行在每一株棉花间。可由于疏忽大意，没有把农药喷雾器盖子拧紧，里面的农药溢出到皮肤上，造成了农药中毒。
干完活我们回到房东家，三个人倒头就睡，实际上是毒性发作，昏昏沉沉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时只觉天昏地旋，痛苦万分！心中一惊，意识到中毒了！叫乔少英、曹序恒没动静，我强忍着巨大的痛苦慢慢爬向门口，推开门，爬在门坎上，被房东大嫂发现，她拼命的喊人来救我，我对赶来的人说，家里还有两个人呢。
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徐沟医院了，经过及时抢救，我们三人脱离了危险。村干部和房东大嫂来接我们出院时，我们万分感谢，激动的泪水不禁流下来；回到房东家，房东大嫂给我们煮鸡蛋挂面汤喝，精心照顾，使我们得到了很快的恢复，每每回想此事时，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我的房东大嫂！知青的那段经历让我刻骨难忘，它让我懂得了农民纯朴、勤劳、节俭，它不仅让我懂得了农民对共产党的热爱，而且让我懂得了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科学管理、科学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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