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幸福感指数与我们是否能与自己和解正相关。
记得我国知名作家余华说过，他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不能与生活和解”。最初读到这句话时，我尚不能理解他所想要表达的，而现在我的理解是：余华将他对于生与死之间的不理解与不原谅诉诸笔端，通过笔下人物的故事，来讲述自己的愤怒。在其最著名作品《活着》中，我们可以透过主人公对生命的坚韧与执着而看到作者对于死亡的愤怒。这愤怒透过故事的走向得以缓解，情绪透过叙述而释放。而这愤怒恰是作者不能与生活和解的地方———生命如此美好，死亡却不可避免。
这生与死的矛盾之间亦不是我们可以靠着深思与熟虑便能解开的难题，这愤怒也便是无解的存在。
我们总是无可避免地与我们自身的存在断开连接，而成为一个在意识中游走的固着在一个方向行进的思考的机器。这种模式将我们作为生物体的本身的功能弱化，甚至被无视，这其实是痛苦感的根本来源，因为情绪伴随思考滋生，当我们割裂了头脑与自身的连接，愤怒、痛苦、快乐、悲伤的情绪便无法流转，对于生命有机体来说，便成为压力源。
余华可以借由对故事的叙述缓解压力，抒发愤怒，并随着故事的行进让情绪得以宣泄，从而让痛苦感消失，幸福感上升，这幸福感源于作者与其自身生物有机体的重新连接的完成，自身存在感的强烈的凸显。
与自身生物有机体的连接的实现，便是自我和解的成功，这也是一个人获得幸福感的基础和必经之路。这是生活在当下的具体生命体验，是临在的发生，是此时此刻的具体感受。幸福感指数的提升与这连接的深度正相关，连接越深，幸福感指数越高。
可悲的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利于人类幸福感指数的提升。生活越依赖发达的物质文明，孤独、痛苦、悲伤甚至焦虑与愤怒的情绪越容易滋生。当人沉迷于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便捷与享受时，人便越来越远离大地赋予我们的坚实的支持，也就越来越远离自身生命体的连接。
缺乏足够的人文与自然建设的快餐式文化，便捷消费的一次性物品的出现，容易让我们沉迷其间。生物性被忽视，社会问题的发生也就越来越多。
很多女性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心情不好就去购物，或者大餐一顿。然而这种浅表的快乐感并非由心而发的幸福感，因此生活便开始不断重复它自身的模式。这个过程就是幸福感指数不断降低的过程。想让幸福感指数上升，结束这无谓的循环，我们要做的不多，只是需要以完成与自身生物体的连接的方式实现与自身的和解。而所谓与自身生物体的连接，是指我们用于深思的头脑与我们用于感受的身体的连接与合作，从而产生的对于外在世界的一个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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