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时代，耳朵里经常听到的是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面缝补衣物，一面唱读着她钟爱的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她也将古人的启蒙名言教给我们兄弟姐妹诵读：“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头悬梁，锥刺股……”不仅培养了我们从小懂得“人、恭、礼、法”，也使我们懂得了读书的重要与艰辛，开启了漫漫人生路。
我七岁上学了，课本便是唯一的图书。母亲总要求背诵课本。她手拿书本端坐，我恭恭敬敬地站在她面前，逐字逐段地背诵给她听，如果有所失误，背错了字句，她就要我立即重新背诵，直至完整地背了下来，母亲脸上便露出了笑容。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背诵，到我四年级的时候，能将我所学过的8本和弟弟二年级所学的4本语文课本全部一字不落地背出。严格的背诵，训练了我的记忆力，让我在漫漫的求学路上，感到特别轻松。只要认真听讲，总能将老师当堂所讲解的课程内容完整地理解领会，节省出了时间，能读更多的课外图书。
当我去县城设在孔庙里的“城内完小”读高小时，在明伦堂里设置了一个图书阅览室。每到下午课后，我们便在这里借阅图书。那个阅览室只是应陋就简地，在明伦堂的一角，做了一个隔段，里面放了几个书架，摆放着图书。宽阔的一个明伦堂，也没有阅览桌凳，我们就席地而坐，饶有兴致地阅读。遗憾的是数量太少了，不久，我们就把仅有的图书画册全部读过了。直到公元1952年，我考入了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在学校的图书阅览室借阅，才有了比较大的读书空间。
学校给每一位在校学生发放一个“图书借阅证”，每天下午课后，在“图书阅览室”的窗户下，便排起了长龙似的借阅队伍。几本“图书目录”的册子，摆放在窗户台上，我们寻找到所要借阅的书名后写在一张纸条上，连同“图书借阅证”递进窗口内，便可借到一本所需的图书。但有严格的借阅制度，借期为一周，必须在一周之内归还，只能提前，绝不可退后，如若违犯，“图书借阅证”就会被图书馆的老师扣下，失去了继续借阅的机会。这样也训练了我们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在人生的道路上，遵纪守法维护国家的法规。
一开始，同学们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经典名著为主，大多是喜欢这些故事里生动的情节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虽然缺少了深钻细研，但也丰富了知识，拓宽了眼界，受益匪浅。每当夜深人静或课余闲暇之时，“说水浒”，“说三国”便成了同学们的爱好。我与另外两位同学，将图书馆里的上、中、下三册一套《水浒传》借回，还书时再合理轮换继续阅读。这一套《水浒传》在我们中间传递借阅，足有半年之久，将故事情节与生动的语汇记得滚瓜烂熟。每当晚上熄灯之后，便给同学们“说水浒”。同学们便在娓娓动听的故事里入睡。
不久，《青春之歌》、《苦菜花》、《新儿女英雄传》、《地道战》、《铁道游击队》、《我的一家》、《红岩》等一批革命传统名著相继出版了，便掀起了阅读革命图书的高潮。我记得当时不仅课余时间读，就是晚上熄灯之后也继续阅读。楼道里的灯光下，经常静坐着手不释卷的同学。知识女性林道静，革命母亲仁义嫂，抗日英雄黑老蔡，地道战指挥高老忠，以及铁道游击队里的王强、老洪，红岩里的江姐等英雄形象，一个个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心间。他们放弃自我投身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我们立下献身祖国，献身我们的事业的决心。以致在我们毕业之时，一个个毫不犹豫地将“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誓言，填写在“毕业生分配工作登记表”上。愉快地走上了光荣的教育工作岗位。
几十年过去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也在继续着购书、读书。简陋的家里，也积累了几千册心爱的图书。在书有余香的氤氲环境里，自己快乐，也启迪着下一代的子女孙辈们，在孜孜不倦的读书中成长，在中华民族灿烂而悠久文化的哺育下奋进着，光大着，为国家为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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