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时光明，小名叫拴狗儿，今年88岁。家住清徐县东罗村，距县城25公里，抗日战争期间是晋东南、晋西北革命根据地来往的交通要道之一，也是敌占区中的游击区。
1944年正月，天气异常寒冷。街上很少有人。刘景圣的修车铺外，虽无修车的事，修车的小徒弟却一直在门外溜达，村里人都知道，这是景圣家又来“客人”了。我装着玩耍的样子，走到院子里，推开正房门闯进屋内。成栋叔见我进来，忙起身说：“拴狗儿，出去耍吧！来这里作甚？”“我要当兵！”一语道出，惊动了屋子里的七八个人。炕沿上坐着的人对我说：“小孩子，当什么兵？”“我要当八路军！”又一位看来像领导的人对旁边一位同志说：“先让他出去，看好他，不要让他乱说话。”他们把我哄了出来，交给在门外溜达的小伙计。过了一阵，他们把我叫到屋内。那位看上去像领导的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了。我回答：“我叫拴狗儿，今年16岁了。”“小小年纪，还是去上学吧！”我回答：“我上不起学。”“你爹妈让你当兵吗？”我心酸地说：“我妈死了，后爹后妈都不管我。”此时，邻家一位大叔为我帮腔：“这娃可恓惶呢，肖政委，收下他吧!”“好吧，先留下，看看再说。”
第二天，我随肖政委来到了清源县白石沟。肖政委把我交给了一位姓赵的连长。“把这只‘小狗’先拴在你们连。他还小，要照顾好。”赵连长愣了，“哪里有狗呢？”“他叫时拴狗，这不就是只‘小狗狗’吗？”说的大家都笑了。后来得知，这位赵连长，是八分区四大队三连的连长赵良佐。
连长又把我交给了三排。排长常大臭每天带领我们在西山的涧沟一带活动。常大臭其名不雅，但非等闲之辈。他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小日本一听到大臭这个名字，都吓得失魂落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立了不少战功。后来，他的名字改为常映光了。据说，后来他当了军长了。
1945年春，我们排在一支队马乐清参谋长的指挥下，在清太徐平川开展对敌斗争。这一天，我们来到柳湾村，马参谋长得到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驻孟封村的日伪军要通过南安渡口回清源县城。马参谋长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他马上做了战斗部署，命令我们排星夜急行军向北越过潇河到了西柳林庄。这把我们搞糊涂了。从柳湾村到南安村应当向南走，怎么向北开去？后来才明白过来，这是声东击西之计。有意做出撤退的架势，迷糊敌人，引诱日伪军上钩。急行军七八十里。第二天凌晨，我们折返到南安村了。马参谋长和常排长命令我们找有利地形埋伏起来。大约七点多钟，日本顾问渡边龟带领着约60多人，出现在南安渡口附近。渡边龟是一名非常狡猾的家伙。他怕八路军设伏，于是，派出了侦查哨探路，确信没有八路军时，才将部队开到河边。日伪军一边脱鞋脱裤，一边鬼头鬼脑地四处张望，胆战心惊地下水了。河水很冷，水流很急，越往前走，水越深。不识水性的伪军在水中乱作一团。渡边龟挥着指挥刀命令快点渡河。此刻，只听“叭叭叭”一阵枪响，有几个伪军应声倒在水中。瞬间，日伪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渡边龟这时慌了手脚，气急败坏地举起战刀，声嘶力竭地喊：“冲过去，快给我冲过去！”正当他气急败坏地在那里指挥时，被我们排的神枪手刘计银“叭”的一枪撂倒了。失去指挥的伪军，在水中打转转。在我们“缴枪不杀”的喊话声中，伪军纷纷举手投降了。
仅仅20多分钟的伏击战，打得非常漂亮。打死了日本顾问及十几名伪军，俘虏了40多名伪军，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其中一挺轻机枪。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常排长让我扛上了。之后我就成为王寿儿机枪班的一名副机枪手了。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大反攻阶段。为了配合新的形势，晋绥八分区的党政军编制，作了一些调整，选调一支队副参谋长马乐清任清太徐平川对敌斗争委员会主任，并由马主任带一支队三连三排开展平川工作。三排的排长还是常大臭同志。
这一年初夏，马主任、常大臭同志正带领我们排在太原县洛阳村进行休整、扩军。一天，马主任突然接到地下情报员送来的鸡毛信：驻太原市的日军，对北格镇等地守军被歼十分恼火，拟派特种宪兵队20多人，从小店镇出发，经流涧村进犯北格！对此突如其来的情况，身经百战的第一线指挥员，也同样感到吃惊。
下午，装备精良的23名日本军官和老兵在一翻译的带领下，进入到我们布好的伏击圈内。马主任一声令下，我配合班长王寿儿打出一梭子子弹，六七名日军应声倒下。我又递上了一个压满子弹的弹匣，接过空梭装填子弹。王班长的机枪不断地吐着火舌，一时打得鬼子抬不起头来。敌人端着刺刀冲上来了，英勇无比的常大臭排长带领全排战士，冲入敌群，真是杀声惊天动地，刀光寒气逼人，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马主任带领40多名新兵撤退，日本鬼子罪恶的子弹一股劲儿地向手无寸铁的新兵射击，还没有接触过钢枪，没有穿上军装的小青年，就这样惨死在鬼子的枪弹下。与我们拼杀的几个鬼子，大部分都被我们干掉了。有三名狡猾的家伙，乘乱砍乱杀之际，退到了附近的一片坟地。此时，八班长牛全锁带领几名战士顺着一尺多高的麦苗垅背匍匐前进，接近坟包，他们几个人刚一抬头，即中弹牺牲了。马主任眼睁睁地看着40多名新兵和部分战士的牺牲，气愤极了，命令机枪班长王寿儿射击掩护，他要冲向敌人。但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肩膀，他负了重伤。我们班长气得两眼冒火，刚拉动枪栓，也被敌人击中要害，牺牲了。我见势不妙，接过王班长的机枪，一连打了几个滚，滚到了渠当中，躲过了一劫。马主任满腔怒火在燃烧。在一名战士的掩护下，退出战斗前还大声对常排长下令：“大臭啊，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惨烈的战斗又进行了一会儿，十班长马东娃也牺牲了……
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我们打死了20余名日本鬼子，有力地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然而，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马乐清主任身负重伤，与我共同战斗的王寿儿及牛金锁、马东娃三位班长和包括40多名新同志在内的70多名战友英勇牺牲。
回到清源白石沟后，赵良佐连长派我到交城山上的十五团教导队集训。从此，我离开了曾经战斗生活了一年多的英雄连队，离开了身经百战的杀敌英雄赵良佐连长。谁知，这成了我与赵连长的最后一别。赵连长于1945年4月率领三连突击队，向狐佛山日军据点攻击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了。
我在交城山上的十五团教导队集训三个月后，我当上了班长，但我没有下班，而是给我们团长张九德当了警卫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们十五团改编为交（城）文（水）支队，即五十团，转战在交城山上，与阎锡山勾子军的战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947年10月，我团在交城县开栅镇的峪口一带驻防。11日，我团的直属九连奉命开赴交城的元宝山执行任务。九连出发不久，勾子军69师的一部突然向我驻守的山头发起进攻。当时团长指挥的部队只有四大员：警卫员，通讯员，卫生员和炊事员。我们几人集中了几支冲锋枪和十几枚手榴弹，一边打一边掩护团长转移。这时，通讯员小张喊着：“团长，敌人从西边攻上来了！”这一喊不要紧，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对手里有一名团长。遂及用小钢炮打过来。第一发炮弹在我与团长的附近炸响后，我知道第二发炮弹会马上袭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向后倒退一步，将团长按倒在地，爬在了团长的背上，一发炮弹就在我们身边炸响了。团长安然无恙，我却受了重伤，—弹片击穿脊背，打进了肺部。张团长听到远处传来枪声，他不知是敌人的增援部队打来了，还是九连的同志们折返回来了。张团长见我背部直淌鲜血，命令身边的这几名同志，要坚决阻击敌人，掩护我俩转移。团长向身边的同志要过一支冲锋枪和两颗手榴弹，背起我向山下撤退。他背着我，在没有路的山间颠簸着。我苏醒后，曾请求他放下我撤退，但团长坚决不依。我们撤退到一个叫“韭菜沟”的地方。团长找到一个农民避雨的土洞，把我放进洞里，把冲锋枪、手榴弹留给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如敌人来了……”我少气无力地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你放心地走吧！”张团长安慰道：“我会让同志们找到你的。”团长要用玉米秸堵住洞口。我这时却像下命令似的：“团长，你不要管我，快离开这里！”我想站起来送别团长，但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含着眼泪，迷迷糊糊地看着团长离去……我又昏迷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我已躺在了兴县蔡家崖的根据地医院。后来得知，九连的同志们听到枪声，知道山上有情况返回来，把敌人打退了。赵团长派了一个排的兵力，把我找到，由卫生员丁喜奎作了应急包扎并带上急救药，再由十几名身强力壮的同志用担架日夜兼程地把我送到根据地医院。几天之后，张团长和他妻子来医院看我。他们带来了一罐子鸡汤。原来是团长的妻子把自己喂养的鸡杀了，给我熬的。这让我很受感动。经医护人员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我的伤好了。但是，胸脯常疼，腰也直不起来。此后，我一直留在团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8年在攻克临汾战役时，我团没有直接参战，驻守汾阳、孝义一带，阻击守城匪军逃窜，抵御匪军由太原增援。晋中战役胜利后，我团直插到太原县古城营一带，为解放太原做着准备。我的肺部一直疼痛，咳嗽不止。张团长让我退伍了。经诊断，评为二等残疾。至今弹片还留在肺部，无法取出。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张九德团移师西北，在内蒙古卓资山一带，重创傅作义部，为解放大西北立下战功。抗美援朝时张九德首长，任二十一师师长，后任第七军军长。我回到久别的故乡——东罗村，随后曾在扶贫协会、党支部、生产大队任职。在工作中，我保持了革命军人的本色，起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经常应邀给学生们、民兵们讲战斗故事。我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不要忘记过去，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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