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以后几年，人们家的红白事宴，都很简单，不请客也不送礼，更不大操大办。1962年，困难时期刚过，人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刚刚挪出了缺衣少食的门坎。就在这物品相当匮乏，还处在凭票、凭本、凭号、凭券供应的特殊年代里，迎来了我和她的大喜日子。
1962年初冬，父母请来舅父和本家大爷、生产队长，慎重其事地商量着，为我操办喜事。父亲主张竭尽全力地把喜事办得体面一点。父亲是村里稍有名气的厨师，谁家办事宴，只要打个招呼，他就会拿上漏勺、肉叉前去打理。小炒大烩，四碗八碟都能拿得下来，“梦房院米财主”家的满汉全席他也经见过。与世纪同龄的他，还没有在自己家操办过喜事呢！这是他主张大办的理由之一。亲家是本村的大户人家，办得不好，人家会笑话的，这是第二个理由。本家大爷和队长都不同意大办，他们称：你家大办，其他人家陪伴不起。说实在的，我家也不富裕，仅仅是年初用高粱换了几十斤散白酒，养着一头大肥猪，还从牙缝里省出一口袋小麦，还有我节省的津贴费。经再三权衡，一家人商定：外村的亲戚满待，街坊邻居一家一人；每桌四个大拼盘，一碗大烩菜，拼盘上一次，烩菜、白酒可添加；沒有主食。这一消息，不胫而走，那天，好多以往不曾礼尚往来的人家，也派出了自己的“强将”为我们贺喜。
这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天助我也。无云无风，艳阳送暖，增添了无限喜庆。街门外横悬着两面国旗，门额上挂着一幅红绫。散发着墨香的楹联，也给这个小院增添了喜庆色彩。洞房的炕上，安放着一张书桌，兼作礼房，桌上放着两个碟子，一个里放着我从部队小卖部买回的“大前门”香烟，一个碟子里放着水果糖。不少送礼的人早早地来了。这家三角，那家五角，还有送毛巾手帕的，有人卷着或粉或红的“虎皮宣纸”来了，让礼房先生写一句贺词，钉在墻上，也很好看。收得礼不少，现在看来真有点微不足道，然而，在当时，真正是“礼轻人意重”啊！
上午十时许，我穿着绿色新冬装，在姐姐的陪伴下去了她家。拜见了岳父母和她的伯父母后，象征性地吃了顿“离娘饭”，在姐妹们的簇拥下，向婚姻的“殿堂”走来。她和迎送的姐妹们，没有贴膜玻璃的遮挡，零距离接触，并肩同行，共同呼吸着没有飞尘、没有尾气的清新空气。她那毫无化妆的、清爽自然的含羞带喜的脸庞，时而微垂，时而抬起，用那含情脉脉的眸子，瞟一眼乡亲们天真的、发自内心祝福的笑脸。在人群中，她那件枣红色凡尔丁小棉袄格外养眼。她的两条发辫，随着轻盈的脚步，在秀长的腰间甩来甩去，红色发结，婉如一双蝴蝶翩跹起舞，为她苗条的身端锦上添花。穿过小巷，走上横贯村中的大街，前行数十步左转，就看到悬挂红旗的我家了。三声“二踢脚”，一串小麻鞭，引来更多看热闹的人，有好事者，把我们挡在门外，讨要喜糖，早有准备的姐姐，向门里门外撒了两把水果糖，乘人们捡拾之际，我俩冲进了院内。
拜天地后，喜宴开始了。三荤一素四盘凉菜和有肉丸子、烧肉的大烩菜。虽然谈不上色香味俱全，但肉香四溢，也足可让人垂涎三尺。父亲看到客人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他亲自操办的菜肴，高兴的直捋胡须合不上嘴。客人们狼吞虎咽的吃相，真有点不雅，可仔细想来，村里人有近五年没有办过如此“丰盛”的事宴了，这就见怪不怪了。来宾们风卷残云吃着，可忙坏了端盘子的小青年。大烩菜添了一碗又一碗；散白酒喝了一壶又一壶。直到吃得菜饱酒足时，客人们才慢慢离去。
如此不上主食的红事宴，有人说好：没有吃馍馍，肉菜也咥了个饱；盘子碟子少，舍的放肉，质量还真的好。有人说这个事宴，老姚家可赔钱了。可无论人们说什么，这个不上主食的红事宴如今回想起来，却依旧令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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