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起，我已经度过50多个春节了。记忆中的春节，有甜蜜、有苦涩、有喜悦、有悲伤，但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75年的那个春节。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几乎所有的传统习俗都被当作“四旧”破除了。农村的祠堂、庙宇、神像、牌位等“封建迷信”的东西，基本上被红卫兵毁坏了。连秧歌、皮影、舞龙舞狮也不能上演了。当时实行“五不准”：即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赌博、不准大吃大喝、不准演古装戏。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过春节的形式也大为“革命化”。
我是1973年7月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的。并于当年12月入党，进入大队领导班子，担任党支部委员、妇女主任等职。我所在的村是个先进生产大队，又是公社所在地，因此，各项工作都不能落后。1975年冬，是我任职的第3年。我记得，为了让全村人“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根据上级安排，大队党支部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支委们分了工。我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和妇女工作，蹲点第3生产队。
为了使年轻的一代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热爱新社会。年三十晚上，我们大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每个小队至少派20个年轻人参加。在大队会议室，凡参加会议的人，先吃忆苦饭。忆苦饭是用白菜邦、胡萝卜、米糠、玉米面煮成的粥，粗糙难咽。然后，让解放前苦大仇深的两位老贫农代表，诉说他们在旧社会出得牛马力，吃得猪狗食的生活，说到痛心处，老人竟痛哭流涕，使在坐的年轻人深受教育。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大家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与其它语录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并高喊政治口号，声音响彻夜空。开完忆苦思甜大会，人们才可以回到家里吃年夜饭。
大年初一早晨，我吃罢饺子，便匆匆忙忙赶到大队，打开大喇叭又开始宣传。“社员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是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我们要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移风易俗过春节……”早饭后，全村的社员都拿着劳动工具纷纷跑出来，等待生产队长分配任务，生怕迟到了挨训。说句良心话，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好不容易盼来个春节，谁不想在家里暖暖和和、团团圆圆过个年嘞？可是小腿拗不过大腿，干部的话就是圣旨，无人敢对抗。农村的冬天，天寒地冻，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活。但是，为了展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展现人们高昂的革命热情，体现“革命化”的春节，村干部们还是能想出不少办法。我广播完之后，急忙赶到第3队。只见队长带着一些青年社员己开始担水、翻粪堆（每年秋收后，各队都要把玉米秆和高粱秆切碎，让下山的羊群踩圈，加上饲养院的牛马粪便与积来的其它东西，组成一个大粪堆，为来年地里的主要肥料）。副队长带几个壮劳力，在饲养院出圈。政治队长带女社员和知青，在辖区的村内外积肥。我找了把铁锹也与他们一起劳动。当时，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大搞积肥沤肥。大家不怕寒冷，不怕泥水，挥汗大干，还唱语录歌，大有气吞山河的气势。
午饭后2点多，由我主要负责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在我大队露天剧场正式开始。锣鼓响起来，乡亲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向剧场。演出的节目有：小合唱、独唱、表演唱、快板、乐器合奏、舞蹈、歌剧、样板戏（节选）。那时候，旧戏不准演，说什么要把“帝王将相”赶下舞台。新戏只有8个样板戏，整演一部，我们下不来，只能节选几场。另外，就是发动群众，自编自演。我还编写了一个叫《喜日子》的小歌剧，经我村老团支部书记赵受祥修改后，竟然还参加了公社、县里的汇演呢！演员和乐队成员，主要是本村的文艺骨干、一些在校回乡过年的大中专学生和部分知青，共70多人。大家都是白天劳动，晚上排练，相当辛苦，无报酬，无怨言。只要有演出任务，都积极参加，并取得较好的成绩，为村里争了光。
那时，对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的语言不见了，内容也非常的“革命化”。例如：“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战天斗地过大年，政治挂帅立新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人们贴得年画，基本上是毛主席画像、样板戏人物或战斗英雄画像。
往事如烟，转眼己过去39年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些都是不可思义的。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多数人是不会怀疑它的正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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