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奎
我国之前的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在2007年以前还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也就是先有项目再建设城市。在2007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是“城市化推动工业化”，也就是先把城造好，再去招商。这两个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
本来我对城市化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是满怀信心的。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认为，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即便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包括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阵痛，但城市化本身可能会提供一个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最近五年我有点动摇了。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有三大特征：一是体现高速工业化阶段的政府政绩观。政绩这个东西要能尽快看得出来，所以地方政府要“造城”。二是中央和地方特定的财权制度安排，规定了地方政府城市化速度、规模和方式，现在的城市化是我国的财权制度决定的。三是反映了赶超型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的炫耀心理。
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实际上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出口外需市场，这个外需市场是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率的；一块是内需市场，主要是投资拉动，效率相对比较低。我国的第一轮城市化主要是依靠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工业化带动。当时，都是先有项目，项目等在门口没地方安放，所以先搞一平方公里，大量外商和出口加工企业继续涌入，等在那里，再搞一平方公里。我国东部沿海开发区后来都遇到一个问题：工业区没有生活设施、没有娱乐设施，像苏州和上海浦东的工业区，里面的文化设施、医院、住宅等都是后来配套进去的。不像现在到中西部去看，大剧院、医院、体育场早就造好了。那个时候，至少在天津滨海新区以前，整个沿海的城市化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没有了外需增长的空间，以前那种工业化的推动力就没有了。我们的投资拉动是靠大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其实货币投向了工程机械、重化工、钢铁、水泥等一系列的产业，这和当初出口导向引起的“造城运动”在本质上已经有差别了。这个模式能持续吗？我看难。
城市化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城市化总是代表着国家的兴旺发达，但是现在政府已经不能再单纯去扩大城市规模，不断地造高速公路和地铁，靠铺摊子、造城、上项目拉动经济增长了。而要反过来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和治理，加强对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我觉得所谓城市化，最重要的是治理这个城市、管理这个城市、调整这个城市的结构。如果这个路子转过来了，城市化的效率就出来了。
中国的城市化有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它的特点，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比如第一个阶段是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带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第二个阶段是通过不断强化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第二波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现在应该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靠加强城市内部管理和产业结构调整来提高城市效率，来实现科学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任重而道远。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国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处于成本和效率赛跑的关键时候，如果效率跑得过成本，那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可以持续，反之，则后果不堪设想。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参事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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