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闲暇，无意中看见了左手食指上那道淡淡的伤痕，细细想来我身上还有好几处伤痕。每一处伤痕就是一段历史；每一处伤痕就唤
醒我一段记忆；伤痕的相同之处，都让我肌肤流了血、都让我在感觉上产生了痛楚；留在我肌肤上的伤痕的不同之处，是时代不同、环境不同、留下的记忆也不同，每当我看到伤痕时，总会引起我酸甜苦涩的回忆。
说起我右额发际处的伤痕，那要追溯到1947年秋，当时伪政权的“成子乡公所”，设在与我家一街之隔的“梦房院”内，伪乡公所不但在房顶上作了加固，加修了工事，四周布置了“拉雷”，还在大街的南北两个出口修建了名曰“复兴”、“胜利”的两座“城门”，并在两个“城门口”设立了岗哨，对来往行人进行盘查，由于我家和伪乡公所是近邻也算在“城内”，伪乡公所的特派员就住进了我家的院子，伪特派员开恩给我们颁发了通行证，尽管我们持有通行证，但是，时不时也要遭到站岗匪兵的盘查。到了冬天，伪乡公所感觉形势吃紧，害怕“城内”的老百姓造反，就把我们赶到了“城外”。无奈我家只能搬到了东巷子里一处年久失修的破屋内，正值数九寒冬，不能和泥修房、修炕，只好火炕扒拉平整，用玉米秸堵住房顶的窟窿，勉强度日。忽然一夜寒风骤起，吹跑了秸杆，带动一块砖头，从窟窿中落下，砸到炕几上，又弹起砸到我的前额。于是我的前额留下了伤痕，心里留下了阎锡山统治时期痛苦的记忆。
1948年3月，临汾战役打响了，伪政权的人纷纷逃跑了，学校也无法上课了，教师、学生只能各回各家，我家暂住院子的对门，有位好心的大叔，他念我家贫困，便和我商量帮他家“间谷子”去，不给工钱，每天管午晚两顿饭。这可把我高兴坏了，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说实在的，由于阎锡山继续推行“兵农合一”的苛政，加上横政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父亲在外打短工，母亲偶尔能找到帮人家做些针线的活或去地里挖野菜，家里经常是上顿不接下顿，艰难度日。遇到这样的好事我能不高兴吗？再说，他家的谷地也不远，就在村边，我一个人干活并不感到害怕。第二天起，在满是土坷垃的地里，我蹲一会、爬一会，一连苦干了六七天，总算把这块地的谷苗间好了。这位大叔见我干活勤快，他又要让我帮他割小麦。可是，割小麦比间谷子累多了，尤其是麦芒扎在满是汗水的身上，又疼又痒，难受极了。第二天，我就想打“退堂鼓”了，可一想，不吃苦，连大麦糁糁稀饭、麦麸子炒面也吃不上。就在胡思乱想中，镰刀碰在一块土坷垃上，跳起来就在我左手食指上，重重地割了一刀。从此，左手食指留下了一个伤痕，心里也留下了第一次自食其力的记忆。
在我右大腿的内侧，有一个不显眼的伤痕。在我的记忆中，却总是难以忘怀。1954年春天，在初二下学期时，不知怎么搞的，在右大腿内侧起了一个疖子。当初，并不在意。疖子渐渐长大后，在同学们的建议下，我用力挤了一阵，挤出了不少血水。可就是这一挤，挤出了麻烦，疼得我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早上一看，腿肿得好粗，疼得难以行走。是好心的同学们把我从宿舍送到了校医室，经过清洗、上药包扎后，同学们又扶我到了教室。由于行动不便，同桌的给我打来了开水，让我服药。每天上下学时总有一群同学或扶着我或背着我，往返于二三里远的宿舍教室之间，打饭、打开水的事，也由我的女同桌独揽了。校医还特意告诉食堂买菠菜给我吃，说是菠菜能下火。在老师同学们的关心下，化脓至肌肉深处的疖子，痊愈了，留下了至今仍能看得清的浅色伤痕。每次看见它，就会在我记忆里涌现出为我治疗的校医、扶我、背我行走的同学、为我打饭送水的她。
多年以后在外飘泊的游子，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刚转业时，作为东湖体育场的近邻，早上起来，先去体育场沿着用砖镶嵌的跑道跑几圈，然后投入到打羽毛球的行列。由于初学，基本是捡球的时间比打球的时间多，常被人善意的嘲笑。但我两耳不闻嘲笑声，一心坚持练球技，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打球的技艺大有长进，时不时还能打出一些花样球，常引来人们围观。一次，我打的兴起，跃起扣球，落地时右脚不慎踩在了跑道砖的边缘，只听“叭”的一声，我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众人围了上来，将我扶起，我一拐一瘸地离开了体育场。当时也没在意，到单位不久，右小腿就肿起来了。单位领导派车将我送到医院，司机同志跑前跑后帮我办有关手续，“X光”片子显示右小腿腓骨骨折。司机将右小腿打了石膏的我，送回了家。这处至今只能在“X光”下才能见到的伤痕，给我留下的是甜蜜亲情，温暖友情的美好记忆。
伤痕是留给肌肤的印记，岁月沉淀留下的是记忆。我身上的每处伤痕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更有一些难以忘怀的好人。如东巷子里的房东虎奎哥；给我喝大麦糁糁饭、吃麸皮炒面的学昇伯；太原二中的校医、老师、同学；送我去医院的司机马师傅；我的其他亲朋好友们，是他们在我困难之时，伸出了援手，给了我帮助，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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