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讲，我小时候是非常乖巧伶俐的。她的所谓“乖巧伶俐”，只是我在三岁或四岁时能唱出几首她教的老歌而已。一到此处，母亲便说，那时，不论是家里人还是来访的生人，只须跟我说，娟儿，唱个《白毛女》，我便嗒嗒嗒跑向那只立于院子中央的木梯子，轻快地蹬上两级，只若比别人高了一些，张开小嘴就唱起来了。
这些事压根儿没有装入我记忆的锦囊。及至稍稍长大后，总是一再怀疑其真实，而且自己觉得这举动简直太愚蠢，太可笑，也不怪后来被同学收去做了笑料。
这件事之所以让母亲常常提起，之所以被同学做了笑料，想想，大约就是因为童年的我实在跟“乖巧伶俐”这四个字不沾边吧。
我是个跟男孩子玩大的女孩子。小时侯的玩伴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而是要看你家邻居有没有跟你年龄一般大的孩子。有，自然就玩到一起了。我家四邻都有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可他们都是男孩子。那时候，那些男孩子们根本不懂把我当女孩看，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分子，总是跟在两个年龄稍大的男孩后面，做他们的楼楼兵。我们有时候骑着自家的小矮凳子，嗒啦嗒啦，浩浩荡荡前进；有时骑一根长长的向日葵秆，拉着长长的队伍巡逻。
别看我们人小，我们的足迹可以说遍及村子里的各个角落。田地里最是好去处，捉蚂蚱，找蘑菇、野蒜，有时还偷偷摘一两个西瓜，钻到沟渠里去吃。吃饱了，我们便出来，看两个大一些的男孩子摔跤，得胜的那个常常会说，小的们，一起上吧！我们便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同时五六个人滚成一堆，翻几个跟头，才摇摇晃晃站起来。
那小小的年纪，简直要玩疯了。每每吃完饭，很有理由地对母亲说：“玩去了！”母亲便欣然准许了。也只有在那时，“玩”是可以作为一项工作一样地占据一整天又一整天的。
小伙伴们每人都在搜索可供玩的东西。谁发现哪儿有马蜂窝，我们的首领总会率领我们去剿灭。总是在听到一声“跑”之后，捂着脑袋拼了命地跑，不知跑出多远才气喘吁吁地向来处张望，见一个个地都抱了肚子傻笑。只有一两个被蛰的人在龇牙咧嘴。于是，其余人便笑得更欢了。
村东头有个王老太，她家有一大片的枣树林。我们常常趁老人家午睡时去偷枣吃。大孩子拿杆子一敲，我们便钻到树下捡。等那肥壮的老太太气喘吁吁追来时，我们已一溜烟跑了。后面还依稀听得她跳着脚大骂的声音。
这样的游戏似乎很刺激。就像冬天，我们追着公鸡拔毛，跑到冰上边滑边摔之类的游戏，好象玩多少遍都玩不腻。有时闯了祸被母亲叫去呵斥一番，便悄悄钻到高高的麦秸垛中藏起来，任母亲千呼万唤也不出声息，最后屁股上挨两个巴掌，一转身爬起来也就忘了疼了。
不觉间，到上学的年龄了。还是每天骑了小凳子嗒啦嗒啦地去小学堂，傍晚再嗒啦嗒啦地骑回来。小学堂里坐了一个村的孩子。孩子多了，玩得花样也多了。那时女孩子们玩羊骨牌，绕沙包，跳皮筋，我看得眼都花了。于是赶快让母亲为我缝沙包，买皮筋。放学后，自己一个人在院子里反反复复地练习。
慢慢的，有了新的女孩子为伴，我便不太跟男孩子玩了。但无论玩什么，跟谁玩，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间，就只一个字“玩”。
在小学的那几年中，认识了书本，也似乎从书本中的得到了一些乐趣，但生活的重心始终是玩，直至进了初中，书山题海陡然横在了眼前，才意识到玩对于时间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从此便不再玩了。
也就是在那时，内心中郑重地宣告了童年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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